民国第一女教授陈衡哲：战火纷飞中，将3个孩子全部送进美国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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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格一界编辑|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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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读书女子，虽然开始接受西方教育，但骨子里依然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烙印，她们才情洋溢，学有所成，但依然承担着大量相夫教子的重任。
其中，陈衡哲最为典型。
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的陈衡哲，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自那以后，北大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河。
1920年9月11日，北大新学期开学典礼如期举行，陈衡哲作为第一位登上大学讲坛的女性，发表了对女子教育的看法和对新教职的理解，引起了广泛的轰动。
当时，全社会对中国第一个女教授寄予厚望，北大更希望陈衡哲能带动社会新风气，为中国的历史学揭开新篇章。
可谁也没想到，陈衡哲竟然在两个月之后辞去了北大历史系教职，理由是她怀孕了，身体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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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时北大的学习氛围跟陈衡哲在美国时的学习氛围完全不同，学校资料不足，学生也有些倦怠。再加上陈衡哲当时怀有身孕，身体疲惫，她无心再担任教职，索性请辞。
后来，很多人认为陈衡哲的请辞行为无情且任性，但我认为，这是她的清醒自知之处。
她的辞职，不外乎两个原因：
① 在当时的北大，学校教职工除了要教好学生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也牵涉到政治事务，以陈衡哲的个性和傲骨，不一定能做得开心，做得出色。
② 陈衡哲虽然留学美国，但她24岁之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让她对家庭的责任有了更多思考
她虽然饱读诗书，文学素养高，历史背景深厚，也深得胡适赏识，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她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
陈衡哲估计也是看清了这一点，她在《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里写道：“一个有天才的女子若想结婚成家，只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牺牲自己的野心与天才，以求无负于她的家庭和儿女；
第二，牺牲儿女与家庭，而到社会上去做别的事业；
第三，同时兼顾到家庭、儿女以及女子自身的三个方面。
那么什么样的女子能够选择第三种道路呢？大抵是个性甚强、责任心甚重、而天才又是比较高明的，因为她们不肯牺牲任何一方面，故她的内心冲突是特别的强烈与深刻。”
【民国第一女教授陈衡哲：战火纷飞中，将3个孩子全部送进美国名校】陈衡哲从切身体验寻求到的女子发展之路，其实放在今天也十分贴近实际。
身为女性，如果想要做出成绩，可能要牺牲家庭和子女，如果尽职尽责照顾家庭，可能在事业上就要做出让步。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终究有限，家庭和事业的完美平衡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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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陈衡哲也不是普通的女子，虽然辞去教职，但她并没有远离学术圈，她选择了一边照顾家庭，生儿育女，一边写书。
从1921到1925年，“全职太太”陈衡哲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同时还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西洋史》，完成了从教授到学者的转变。
这部《西洋史》，从文采到趣味，从思想到创新，独树一帜，为人称道，被当代欧洲史学家陈乐民称赞为：“中国人写的《西洋史》中，再也没有见到比这本写得更好的。”
作为一个母亲，陈衡哲在写书的同时，难免会为家务分心，大多数女性的时间分配问题，在她这里也同样存在。陈衡哲在写《西洋史》的时候，大女儿4岁，小女儿还在腹中。
据她的大女儿任以都回忆：为了尽快完成这部书稿，母亲对自己和对我都有点狠，4岁的我想要母亲陪着玩，敲书房的门，结果惹得她大发脾气，吓得我再也不敢去书房找她。
在照顾家庭之余，陈衡哲不仅写了《西洋史》，还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成果斐然。
虽然她没有在大学教书，但她以另一种方式为历史学留下了珍贵的著作，也算是一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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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术界认为，陈衡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历史新星，未来必将有更大的成就。但检视其生平，发现她进入盛年之后，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历史著作，都再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惊喜。
1930年之后，一个曾经立志要兼顾家庭、子女和自我的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似乎从大家的视野里消失了。这同她辞去北大教职一样，令人惋惜和不解，但我认为，这又是陈衡哲的极度清醒自知之处。
据晚年的陈衡哲回忆：“女子不做母妻则已，既做了母妻，并应该尽力去做一个贤母，一个良妻，佣人只能代行衣食住行的职责，却没有履行良好教育的基础。”
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陈衡哲想当贤妻良母，渐渐将生活重心从事业转移到家庭和子女身上。
她对孩子严加管教，要求他们穿戴整齐，礼仪规范，看的电影小说都需要提前让母亲知道，那些过度宣扬欲望和嬉皮士的电影，陈衡哲都禁止孩子观看。
当时，她的大女儿说一个女子即便不外出工作，相夫教子做得好，也算有成就，不料陈衡哲大不以为然，还将女儿训了一个钟头，说她没有志气。
陈衡哲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教育者，她反思自己少年时所受到的挫折教育，对三个子女的教育提出了两点：
一、别教孩子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这只会让他们讨厌某个学科，这个教训是我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教会我任何我不喜欢的东西。
二、别教孩子不合适的学科或用错误的方法教合适的学科。
这样的教育理念放在今天，可以概括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和因材施教，在上个世纪30年代，陈衡哲当家庭主妇那些年，一直以这样的方法教育子女，难怪她的子女均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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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陈衡哲比普通人对社会变革大潮有更早的预警，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有更清醒的认知。她深知，在社会沧桑巨变面前，个人的命运可能如同草芥和浮萍一般，难免被时代裹挟而无能为力。
在战争年代，为了孩子们的学业不中断，有机会接受教育，陈衡哲像孟母三迁一样，带着大女儿先后从庐山到汉口，从广州到香港，将女儿送进香港的女子学院，后来大女儿考入西南联大。
当时的中国，即使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都不免受到战火侵扰，学生们上课环境极度恶劣，为了女儿的前途，陈衡哲联系自己的母校——美国瓦沙大学，将女儿送去美国念书。
女儿能去瓦沙大学，跟陈衡哲的优秀密不可分。1933年，陈衡哲去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转道回访瓦沙大学，该校将陈衡哲列为杰出校友，愿意为其子女永久保留奖学金名额。
随后，陈衡哲带着另外两个子女继续留在香港上学。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香港沦陷，陈衡哲带着孩子在炮火纷飞中回到内地，辗转到重庆，后来到上海，再到美国，继续为孩子寻找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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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0年的战争时间里，陈衡哲没有写过一本书，她不仅亲力亲为照顾孩子的生活，还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学习机会，甚至自己制作课表，亲自给孩子授课，教授英文和历史，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孩子和家庭。
陈衡哲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易子而教是可以的，请一位家庭教师或者保姆来分工，也是可以的；但精微的母职，确实无人能代替的，儿童的智识，你尽可以请人来代授，但儿童的品格，却是必须由你来做模范的。”
当时，多数孩子因为战乱失去了上学机会，在陈衡哲的努力下，她的三个孩子的学业却得以继续，语言能力出色，最终全部进入美国的知名大学。
她的大女儿任以都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女性。后来，她将中国明代的科学启蒙书籍《天工开物》翻译介绍到西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她的二女儿任以书，从瓦沙大学毕业后，回国照顾母亲，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教授。
她的儿子任以安，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担任全美地质学会会长。
可以说，没有母亲陈衡哲，在那样的乱世，她的三个子女不仅不能受教育，连性命都堪忧，更别提日后的个人成就。
在乱世中，想尽一切办法让子女不中断教育，这也是陈衡哲的清醒自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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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陈衡哲，和丈夫任鸿隽住在上海。此时，她视力微弱，不看报不写文，并督促丈夫将手上所有的资料和文献上交国家，深居简出，在特殊年代得以善终。
很多人说，陈衡哲的一生被家庭拖累，被子女拖累，否则以她的学识肯定能再次著书立说，成就也许会超越《西洋史》。
但历史没有如果。在乱世中，她始终保有一份少有的清醒和自知。
在和平年代，一个女子，在教育子女的同时，还能兼顾著书立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战争年代，一个主妇，能让一家人健康平安，是比事业、比学术成就更重要的事情。
在乱世中，一个主妇不仅能保住一家人的生活，还不放弃子女教育，将他们送入名校，实在不是一般的女性力所能及的。
陈衡哲的清醒在于：在和平年代，在大女儿年幼时，作为学者，她写文写书，废寝忘食，将精力放在事业上，成就自我。
在战争年代，一家人颠沛流离，子女教育中断的时候，作为母亲，她放弃事业，全身心放在子女教育身上，让他们一个个学有所成，成就子女。
难怪后人曾评价：娶妻当娶陈衡哲，哪怕才高盖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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