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镛｜知青缘（—）

作者简介
黄镛上海市崇明人，1949年出生，年少时就读于崇明县大同中学、上海市崇明中学，之后毕业于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大专班、本科班。1969年高中毕业后回大同乡务农，1972年参加工作后曾先后在县教卫局、上山下乡办公室、县中小学科技站、县工业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期间曾在上海市知青慰问团云南团西双版纳分团橄榄埧农场小组工作过20个月。曾在《人民教育》、《上海教育》、《上海教育科研》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也在《西双版纳州报》上发表过散文、诗歌。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编辑授权(微信:anxinlu)。
七五元旦我们结婚，
响应号召接受使命，
我去云南她去新村，
共同任务关心知青。
政治学习时时抓紧，
思想工作隨时跟进，
购粮买柴亲自出行，
周到服务家长放心。
澜沧江畔慰问知青，
哈尼山寨送去温馨，
脚踏实地解决问题，
知青满意组织肯定。
此段经历儿子见证，
终身纪念起名海云，
人生短暂工作认真，
为党为民赤胆忠诚。
人生几十年，各人有各缘，同学缘，夫妻缘，朋友缘，缘缘不断……我们家呢？包括夫人和孩子，这辈子好像与知识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
调入知青办
我1972年6月参加工作，一年以后我和我爱人在热心人的牵线下开始恋爱了。组织上知道这件事后，认为恋爱对象在一个科室工作不合适，应该迴避。正好，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了[1973]30号文件，文件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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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转发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
县革会根据中央和市革委的要求，隨即成立了县上山下乡办公室。担任主任的是我的直接领导施纪萍同志，他是原教卫局党委副书记，向化片调查组组长（我是他秘书，是老施把我要去，还是组织研究决定，我不得而知）。县委组织组（后改为组织部）负责人在当年10月份找我谈话时，只说，你和沈秉香同志现在是恋爱关系，在一个科室不利于开展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调你去县革会新成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那里的主任是一个老同志，也是你的老领导，希望你去了以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决定，到新单位去报到了，时年24岁。我就成为知青办的一员。开始一个一个接触知识青年，并通过乡镇分管领导和知青专职干部帮助他们落实“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解决在安置工作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研究、分析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生活上关心知青们的健康成长！我和知青的缘分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入驻知青点
一年以后，即1975年元旦，我结婚了！当时，县级机关年年抽调机关干部去基层接受锻炼，身强力壮的当然是组织选中的重点对象。这一年，机关党委有二对夫妻下基层，一对是组织部长的夫妻俩，一对就是我们新婚的夫妻俩。巧合的事情又发生了！我被抽去五滧三大队担任后进队小分队队长，夫人呢？抽去新村新东知青点担任带队老师。当时，县委副书记沈杰同志（县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长）和知青办主任施纪萍同志，按照中央提出的“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也可回老家落户”；和“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的要求，亲自和新村公社的党政主要领导在73年年底到74年年初，设计建造了新中、新跃、新村、新东、新浜、新平等六个知青点，1974年5月14日，第一批来自城桥、堡镇、新河的180个知青在县城《红旗剧场》开完欢送会后，统一乘坐二吨头货车到六个知青点。当地的大队干部还组织社员群众热烈欢迎！与此同时设立的还有县良种场知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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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乡新東知青点部分知青合影（近照））
夫人沈秉香与原崇明中学朱显忠老师在新东知青点对接，同时和她去新村担任带队老师的还有县教卫局、公安局机关干部周静芳、吴德征，崇明中学老师赵安石，民本中学老师施敏芳。他们带队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适当安排业余时间，积极组织他们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辅导他们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充分发挥青年人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特长”。其次，是随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配合所在大队党支部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并加强与知青家长的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第三、协助所在大队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妥善解决他们的柴米油盐酱醋等具体问题。30个人的一个知青点，孩子们都是刚离开学校，离开父母的小青年，从来没有自我安排，自家自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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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69届初中生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名单）
所以，带队老师一天到晚都钻在忙忙碌碌的事务圈子中，并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当然有两件事情，我们俩是永远永远忘不了的。时间大概在1975年5月份，知青点上没有柴了！（柴是一天要烧三顿饭，早晨、晚上给他们烧开水的必须生活品）。大队无法接济，农民户上设法有困难，好不容易，通过托人到新海农场终于买到了一大拖拉机的芦柴。我爱人当时年轻身体好，什么事情都喜欢亲历亲为，自己叫了一辆大拖拉机，穿过髙低不平小路，风风火火去新海农场装柴去了！等晚上和知青们卸完车，洗刷完毕才发现自己已怀孕了（当晚见红），第二天去中心医院，医生告诉我们：“你们的孩子已流产了”！当时，我们的理念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我从五滧回来看望安慰一下并安排好家人照顾后就又去工作了！她呢！在医院休息几天后又去关心知青了！7~8月间，儿子入驻老妈肚皮，那时的她就有经验了，注意卧床休息，常服黄体酮保胎。但她的心还牵挂在广大知青身上。我呢？天天全身心扑在推广插秧机、大积草塘泥上。
参加慰问团
无独有偶，当年7、8月间（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县级机关党委根据市、县革委会要求，在《红旗剧场》，即《新崇戏院》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体机关干部积极报名参加上海市革委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考验，经受锻炼，配合当地政府做好知青的安置工作，代表上海组织协调处理好有关问题！我当然义不容辞地报名了。我当时就分析组织上极有可能会批准我的要求。因为我年轻身体好；提知青办副主任时间不长，需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受磨砺；且我的部门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果然不出所料。9月，我经组织批准，正式成为上海市革委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云南团的一员，去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工作。同时批准的还有县商业局政工组长黄礼洪同志。经过市里短暂培训和个人准备（当时第一批老同志叮嘱我们，生活用品要尽可能带全一点，除了穿、睡用品之外，连牙刷、牙膏、毛巾以及虾干、咸菜干、干蚕豆、食用油等都带上了）。九月上旬，我们在众多领导、家属的欢送声中踏上了征程，乘上了去昆明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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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上海知青慰问团与部分上海知青参加云南省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代表大会）
云南团的成员主要由农口的机关干部组成，团长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殷国民同志担任，政委由我们崇明县委常委屈锦成同志担任（我们出发后半年组织上定的），慰问团成员由市农委政工组、市农科院班子成员、十个郊县的县级机关干部等组成。慰问团成员中还有市铁路局、邮电局的机关干部共60人，正好一节卧铺车厢。所以，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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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产建设兵团水利三团十二连合影）
当时，坐火车去昆明要四天三夜。慰问团的绝大部分同志是首次出远门。真是“漫漫西行路，远征铁路行，远离亲人去，边疆练红心”。因为慰问团中有上海铁路局列车段的领导，他们亲自下厨，我们一天三顿分期分批去餐车集体用膳，加强了团员间的交流，增添了许多温馨。每当靠站停车，抽烟的同志下车过过瘾，其他的同志下去聊聊天，透透气，团队生活减少了不少寂寞，增强了了解，加深了同志间的情感！车慢慢从浙江、江西、湖南、贵州逐步向西南边陲云南挺进。经过四天三夜穿过平原、大桥，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我们看到了我国西南部荒凉和深山老林里村落的场景，见识了悬崖边上火车小站的寂静，目睹了各少数民族肩扛粮食、柴火，为了生存在劳碌奔波。我们见证了70年代初西南边疆的实景实情。经过短暂的昆明休整，我们又乘坐长途汽车，踏上了去西双版纳的行程。当时的长途车也是四天。除第一天昆明至玉溪（红塔山香烟生产基地）是平埧外，其余都是盘山公路。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住宿地点在墨江。老团的同志叮嘱我们，要学会吃生大蒜。为什么？增强抵抗力！沿路的饭店满台子的苍蝇，菜未到，它们先到了，赶也赶不了，送也送不走。下车、饭后上厕所闻到的异味你几乎要吐，那里的苍蝇只只金光闪闪，崇明俗称粪头苍蝇。团里的女同志们，尤其是上海市区出来的女同志们，她们哇哇乱叫。这有什么办法呢？好多人只能穿着衣服躺下！我和礼洪不吭声，但心里知道，到边疆去接受锻炼和考验，从这里开始了！当时的道路交通条件也是非常严酷的，公路几乎都是刚刚能解决会车的石子路，路几乎清一色的在悬崖峭壁上。客车、货车如果临时处置不妥，从路上翻到山脚下是常有的事。部队运输木头的车子，驾驶员踏刹车稍微猛一点，木头就会冲过驾驶室，把驾驶员胸口死死按在方向盘上。我们长途汽车的师傅，一般都是安全行驶几万公里甚至是十几万公里的老驾驶员，是信得过产品。经过元江、思茅的三天奔波，车子离景洪越来越近了。第四天穿过小勐养后就开始进入边境地区了，公安部门要上车检查边境通行证。老团的同事们告诉我们，小勐养到景洪尽管只有30多公里，但还要转300多个弯。当我们在高高的山顶上望到一条大江从西向东奔腾而去时，一位同志说，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澜沧江（流到国外名为湄公河）。穿过江上的景洪大桥，就来到了西双版纳州府，映入眼帘的是髙大挺拔的椰子树和棕榈，是零零散散的竹楼和满大街头掛毛巾露出肚皮的傣族姑娘。我们新来乍到的上海人，确实有一种到了异国他乡，浸泡在亚热带风光里的感觉！我们在州招待所休息一晚以后，全体团员就直奔自己的工作单位。我们的橄榄埧农场场部就在澜沧江的边上。听老团同志说，以前他们是搭乘农场的货车去农场的。如今，上海知青把小的铁板船和船用柴油机从上海引进了，我们叫他机船（后发展成车客渡），傣族人叫它怪物（从没见过能装这么多人，这么多物）。我们来到了没有正规码头的澜沧江边，乘的是10点钟左右的船。当时正值旱季很热的40度的天，一上船，我们会见到五官端庄身段好，大大眼睛细细腰，银链紧裹挺时髦的活泼可爱尽耍娇的傣族姑娘。但时不时的从她们身上飘来一阵一阵异样的味道，十分难受。我忍不住问老团的同志。原来是怎么一回事，傣族姑娘洗头没有肥皂，没有洗头膏，但她们的头发乌黑雪亮。她们用的是经过发酵的米粓水，这东西一洗头后，即使过得再干净，经过自然髙温薰蒸，出来异味是绝对正常的。当然，傣族姑娘喜打扮，她们头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其味，五花八门，不适应者甚多！到点了，一声喇叭，船开始前行。我们靠近船头，尽管热风阵阵，但毕竟把异味吹走了，人感觉舒服。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船破浪前进，时间不长，船左侧的江边上呈现了高低不平的草房，老团的同志介绍，这就是新建的橄榄埧农场八分场，安置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水利三团转到地方的我们上海崇明、嘉定和北京知青。突然，右边山上竹林中，十几只猴子，如入无人之境，上窜下跳，看样子，它们是护送机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兵。一幕刚过，另一幕又呈现在船的左侧，一群嘻嘻哈哈的傣族姑娘向澜沧江里扑来，当下半身全部浸泡到水里后，一个下蹲，就把下身的裙子和上身的紧身衣全部脱了！老团的同志给我们介绍说，傣族姑娘是不穿短裤的（后来受知识青年生活习惯的影响，景洪地区的傣族姑娘开始穿内裤了），蹲下去洗澡洗衣服同步完成。因为不穿短裤，如果她们往路边树林里走，她们往往是拉着前面的裙子解小便。我们的眼睛向前抓紧走，船继续往前开。我们还看到了悬崖峭壁上存放的棺木，据说这也是傣族丧葬的一种形式。经过约2小时的行驶，船就慢慢地停靠在橄榄埧码头的边上，农场场部就在码头的右侧，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刘殿富（籍贯：江苏南通人），副书记张国华（籍贯河北），副书记王龙根（上海知青）和农场团委书记戴迎梅（崇明知青）和老团的同志一起到农场门口欢迎我们。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我们总算到家了！
走近橄榄坝
到了工作地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橄榄坝农场。首要的任务当然是熟悉情况。农场始建于1957年1月，迄今发展成为拥有土地资源面积13.03万亩的国有大型企业，是云南农垦确定的边境农场之一。橄榄坝农场是一个以种植和生产天然橡胶为主的国有农业单位。它位于景洪市境东南部，辖区共9个分场（我们当时在时只有8个分场），场区跨勐罕镇和景哈乡、东连基诺乡、南接缅甸、西邻南联山、北靠勐养镇，澜沧江穿坝而过将场区分为南北两块。其中，农场场部、一、二、三、五、直属分场地处勐罕镇；四、六、七、勐汤河分场地处景哈乡。
除了橡胶，橄榄坝出产的水果也都品质优良。挺拔俊秀的椰子树、槟榔树，碧叶硕大的芭蕉丛、香蕉林。枝繁叶茂而又流香溢翠的泡果树、芒果树，勾引着人们的味蕾。果甜味美，清甜的柚子早已驰名海内外，成为果中珍品。菠萝果脯特产声名远播，受人喜爱，成为旅途和馈赠不可或缺的精品。还有荔枝、菠萝蜜诱人垂涎，香气四溢。这醉人的甜美芬芳，就是橄榄坝的味道，令人神往，醉人心脾。（这是景洪市人民政府最新在网上发布的消息）
那么45年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地方大，土地肥。有一个湖南支边的农场职工曾X红，他旱季在山上砍了大片的小树林、杂草，待晒干一把火烧成灰后，种上山芋、玉米，既不田间管理，又不除草施肥，一年收的山芋就达一万多斤。他还被光荣地评为省劳动模范。亚热带水果品种众多、铺天泼地，价格便宜，什么香蕉、芭蕉、椰子、槟榔、菠萝、橘子、牛心果等，应有尽有。农场旁边有一个农贸市场，老咪涛们用小竹篓挑着自己家里产的水果去设摊卖买，老布涛们只管农田劳作，不管上市交易。当时，在市场上溜达的不少是知识青年，还流传着一斤粮票换一只鸡，一只军帽调一斤蛋的故事。后来人头熟了！我们平时吃的菠萝不用去市场上买，由场部旁边的曼厅寨子的小队长送来，一担才二元钱，我们可以吃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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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埧农贸市场掠影）
但这是老的分场。新的分场，因为刚建，又突然安置了大批的知识青年，就连基本生活都很难很好地维持。记得1975年10月，我和礼洪同志去四分场调研。当时，过江要乘独木船，什么概念？就是傣族老乡到深山老林里把十分粗的木头用各种办法把它砍下，然后想办法把它锯成二片，再把中间的木心挖去，再拖到江边，里边放上可坐二~三人的櫈子，5~6张，然后，有二个傣族老乡（一个船头，一个船尾），建立了渡口，做起了生意。过江后，因场部事先联系，有手扶拖拉机来接我们，这算是相当好的待遇，按上海知青的说法，你们乘的是阿乡轿车。到四分场场部除第一顿有点菜之外，其余二周时间，招待所招待我们的是白米饭之外，就是三种汤，即知青说的玻璃汤、游泳汤、牛奶汤，就是白开水里边放点盐，从上望到下，玻璃汤也；一碗汤里边飘一片菜叶子，游泳汤也；煮饭的时候，多放点水，等烧一段时间后，把米油茶盛起来，放点盐，就成牛奶汤了！知青们过的是3天小K，27天瘪三的共产主义生活，即谁要从上海探亲回来，尤其是男知青，所有的哥们都一轰而上，把所有的魚肉罐头统统打开，弄上苞谷酒，连吃几天，吃到光盘为止！所以，他们天天盼着带着鱼肉回来的弟兄姐妹。女知青回来，稍微有计划一点，弄一点辅料，拉长享受时间！举一个例子，橄榄埧一到雨季，满山遍野的竹林长的到处是苦笋，会过日脚的知青把这些苦笋挑来，剥去笋叶，切成块，然后在锅子里把笋烧几次，把苦水倒掉，然后把肉罐头打开，切成块，这样的肉烧笋绝对是美味！我们去八分场慰问崇明知青时，季洪明、宫平等就是用这样的上等菜来招待我们这些亲人。六分场有一个连队，那里连寻找刷牙的水都得走很远的地方。知青朋友们到我们场部来，我们也只是把崇明带去的虾干泡一下，把干蚕豆泡一下，剥去皮，用咸菜干烧上一碗咸菜豆板汤，让他们将就一下。但大家见面时的心情是愉快的，我们可以无事不谈，无话不讲。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一些诸如假期超几天、车旅费报销拖拉、干部与知青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一一绝对正常。有许多细节我曾在《结缘、续缘》、《情缘》、《情缘续篇》等三篇文章中写过。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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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团云南团橄榄埧小组（第二批）全体人员合影）
我在橄榄埧农场前前后后，只有20个月（包括借在昆明的近二个月）但这20个月是我一生中终身难忘的，因为，国家家庭的重大事件、事情都在这期间：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我在橄榄埧！
1976年7月6日，尊敬的朱德委员长又离我们去了！我亦在橄榄埧！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那天正是我们慰问团回沪探亲集中景洪的日子，我们从景洪、昆明，一路哭到上海；
1976年10月23日，我们慰问团探亲结束回到昆明，24日就参加了云南省举行的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示威游行；
1976年2、3月间，我在昆明完成了《上海知识青年在云南农场、农村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和对策》，得到了云南和上海方面政府的肯定；
1976年5月1日，我的儿子诞生了！根据我的提议和家庭人员的集体讨论，取名为陈海云，以纪念爸在云南工作，儿在上海出生的家庭喜事！
去云南时，我才27岁。这20个月是我家国情怀的最深厚的积累，是我这辈子逐步走上成熟，形成世界观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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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沈雯逸
审稿 | 陆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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