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王建东：第一桶“金”

【 电大|王建东：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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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建东，著名建设工程与房地产法专家，1963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1979年考入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任教，现任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浙江省法学会建设工程法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著有《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研究》等学术专著六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房地产质量安全法律制度研究》等课题十余项，在《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总编《二十一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二十二部。
作者授权学人公众号发布。
1977年重新起步的中国高等教育，经过四十余年的高歌猛进，已经从当年的精英教育演变为大众教育，并且正在迈向普及教育的时代。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有一支常常被人忽略的主力军——广播电视大学，也就是当下的国家开放大学，她从1979年成立之日起，就为解决“文革”造成的人才短缺，满足社会成员多层次教育需求，推进人的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3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法律学校任教。1985年，刚刚入行不久的我，适逢其会，就有幸参与了电大的法学教育。众所周知，十年“文革”不仅砸烂了公检法，法律院系也关门大吉，法学教育整整断层了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法制建设必须紧步跟上，而法律人才缺乏就成了制约法制建设的首要瓶颈，顺应时代的需求，法学自然就成了电大最早设置的专业之一，也是当时电大招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专业。放眼当时的杭州，可以说杭城内外，四面八方，到处都有电大法律班。有省电大办的，有市电大办的，有民主党派组织的，有公检法组织的，还有企业自己组织的，各方力量凭借各自资源，各显神通，掀起了一股社会力量创办法学教育的热潮。
回想1985年到1988年整整三年的电大授课经历，我至今仍会觉得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有时候还真的有些洋洋自得，忍不住会把这段经历作为励志故事向后来的弟子们宣扬一番。在那三年里，我每周的时间安排几乎完全雷同，白天是本职工作，在法律学校备课上课，六个晚上都在电大上课，周六还要去萧山检察院组织的电大班上课，一周中唯一的一个晚上没有课，但必须得备好课为下一周的上课作准备，这样的工作强度，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三年中，无论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一辆旧自行车陪伴着我在夜幕下的杭城走街串巷，奔波于各个电大教学点。最远的一个电大班在城站附近，我从当时的最城西出发，骑车来回一趟就得两个多小时。印象中最惨的是大雨中骑车，轻飘飘的雨披根本挡不住雨水，打湿衣裳算是小事了，雨披被风一吹，雨水直接打在眼镜片上，视线就一片模糊，根本看不清路面，好几次因此撞上路沿摔倒在地，所幸没出什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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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累或辛苦，对年轻人而言还尚可克服的话，那么精神上的压力就足够你受的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很保守，对于知识分子拿着国家的工资搞社会兼职，许多人都无法理解，认为这是占国家的便宜，挖社会主义墙角，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还可能被追究什么责任呢。1990年杭州曾经有过一个轰动全国的“曹时中受贿案”，所谓的“受贿”行为就发生在1985年到1987年之间。曹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工程结构专家和建筑“纠偏大师”，时任浙江省建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浙江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在为八个工程加固、纠偏及土建工程的技术咨询和设计过程中，先后收受施工单位现金11.45万元，被举报后由检察院以受贿罪立案侦查，后因高层领导的关注及最高检的干预才免于牢狱之灾。当然，我们在外兼课的情形没有那么严重，但受到的压力也着实不轻，在学校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有的领导总是忘不了敲打几下：“有的老师晚上在外面赚钱，白天怎么能有精力把课讲好呢？”看似善意的提醒，但对于刚刚大学毕业且要求上进的我，其压力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一些老师把校外授课视为一种荣耀，总不忘发几张照片到朋友圈晒晒，就怕关注的人太少了，名正言顺啊，因为现在高校除了教学和科研，本来就还有社会服务职能嘛！而当时的环境恰恰相反，不仅不敢张扬，而且必须设法掩人耳目，我当时的对策是借鉴地下工作的做法，每天晚饭之后，我推着自行车与我太太（那时的女朋友，也是本校教师）结伴而行，假装到西湖边谈恋爱去，以此掩护到电大授课。我讲两个小时课，她就得等两个小时，谁都知道讲两个小时课一晃就过去了，而要在外边等上两个小时是多么漫长而无聊啊！当时正好《十五的月亮》红遍全中国，我虽不曾做过军人，但一句“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确实使我感动莫名，深以为然。
坦率地说，如果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来定义老师的话，我当时还很难讲是个合格的老师。如果老师不过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那还勉强可以充任老师的角色。之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尽管学了四年法学，只能说刚刚入门而已，离法学之“道”还远着呢，所谓术业有专攻就更谈不上了，不像现在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硕士博士。当时的法学师资实在是太缺了，我这样本科毕业也不懂什么高等教育的老师，竟然也可以成为教学的骨干。也许是我年轻，记性好，学东西快，在三年电大教学中，每学期都给我排一门新课，而且几乎都是最难上的课，什么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中国法制史、经济法、行政法、国际私法等等，哪一门好对付？怎么办？最难上也得上，根本没有退路啊！
我的想法是，也许最笨的办法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在当时资料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去收集备课资料，最大限度地丰富授课内容（这方面特别感谢西南政法学院，他们为许多学科编印了一些内部参考文献资料），然后充分地消化这些资料，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备好课，认认真真地写出每一堂课的讲稿。三年下来，我写了整整六门课的讲稿，每门课都是厚厚的一大摞，如果这也算是著作的话，还真是“著作等身”了！这批讲稿虽然没有学术价值，但饱含着我三年的心血，几次搬家我都不忍丢弃，心想这是多好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啊！直到最近我终于想通了，把这些讲稿统统付之一炬。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讲究这个呢，都人工智能了，检索资料太简单了，把资料拼成讲稿也很容易，留下“纯手工制作”的讲稿还有意义吗？
我讲的六门课程，有理论法学，也有部门法学，有古代的法制史，也有涉外的国际私法，古今中外都全了，如何讲好这些风格截然不同的课程呢？我的想法很实在，甚至很功利，因为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你想啊，电大的学员大都是因为“文革”耽误了学业，不可能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大学招生中金榜题名，他们白天是工人或者农民，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干部，许多人肩上还挑着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可以说电大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捷径，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读书对于他们首先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还谈不上什么诗与远方。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必须一切为了考试，一切服从于考试，这就是我上课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了这个中心你就是“误人子弟”，转换成现在的话语就是“不是为了考试的讲课就是耍流氓”！为此，不管上什么课，我严格按照考试的要求来授课，把概念从内涵到外延讲透，把知识点归纳得清清楚楚，把理论问题的要点疏理得有条有理，而且特别让学员注意理论问题的内在逻辑以便加深记忆，力求为学生提供准确而好记的考试答案。
围绕考试转的讲课固然对考试有益，但如果纯粹围绕考试来讲课势必枯燥乏味，教学效果也不会好。要学好课程，必须培养学员的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这就要求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来组织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研究教学规律。相对而言，部门法的课要好讲一些，毕竟有生动的案例可以当“佐料”，调节一下课堂的氛围，通过解剖分析案例，让学生理解其中的法律原理，然后举一反三，用法律的原理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而理论法学的课程就没有那么好讲了，像《法学基础理论》（现在称之《法理学》）这门课，要讲好确实很不容易。幸运的是，85年电大开设这门课，而我84年正好有机会到西南政法学院参加了司法部法理学师资培训班，卢云教授又系统地给我们讲了一遍这门课程，法理学界的许多权威学者，如沈宗灵、李步云、刘升平等先生也飞赴重庆，给我们开了一些专题讲座，一定程度上为我打下了法理学的专业基础。记得我当时讲这门课时，总结了三条所谓经验：一是理论本身很形而上，有些深奥难懂，所以我必须尽量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切忌浅入深出，故弄玄虚；二是理论课难免有些枯燥，要讲得生动就必须结合社会实践来讲，尽量收集引用古今中外的经典事例来说明理论问题；三是抓住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在解释不同观点学说的同时，让学生展开辩论，引导学员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探索问题的兴趣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可以说，把最难讲的课讲好了讲活了，我在电大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后来有几个电大点养成了惯例，平时各个老师各讲各的，但到考试之前组织统一辅导的任务就非我莫属了，这在当时还蛮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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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于西政参与司法部法理学师资培训班期间，与新疆学员合影
电大的教育不仅我们讲课认真，学生学得努力，各个电大点的组织者也特别的用心。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皮市巷电大教育点，好像是“培英业余学校”办的，由杭州市民盟的一些老同志主持，具体组织的几位老师都已退休，尽管是发挥余热，但责任心都很强，特别的勤勉认真，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也很尊重，尽量为我们上课做好各项服务。记得有位年纪应在六十开外的老同志，是这个教育点的负责人，几乎每天必到，不仅巡视教学秩序，关注课堂纪律，而且常常深入班级听课，了解教师的授课情况，有这样负责任的领导“督战”，老师和学生一样，哪敢有丝毫懈怠呢！我当时也很感动，特意写了篇教学心得，题目就是“培英：为国家培育英才”，刊登在民盟中央的报纸上，把培英学校大大地表扬了一通。民盟杭州市委的张学理先生闻讯特意来了一趟教学点，还与我交流了办学的心得体会。
电大三年，最明显的成绩是年纪轻轻就收获了那么多的学生。孔老师终其一生也就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三年时间里，听过我课的学生至少也上千了，至于“贤人”也不在少数，这些学员毕业后大多成了社会亟需的法律人才，有的成了著名的律师，成了律师协会的领导，有的成为法官检察官，成了法院检察院的领导，有的还成为法律院校的领导。在杭州，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不时会有人叫我一声王老师，其中有本职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当年听过我课的电大生。有一次，我和太太在外吃饭，旁边一桌的人不时地向我们张望，后来都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原来他们都是当年的电大学生。杭州本来就小，不说桃李满杭城吧，还真能到处偶遇当年的学生呢！
其实，我电大三年的教学经历用“教学相长”来定义倒是名副其实的。我当时刚刚二十出头，既没有教学经验，更没有社会阅历，不过是比学生们早一点接触了法律专业而已。我的许多学生年龄都比我大，早已走向社会，有着比我丰富的社会经验，与他们一起度过的这三年，不仅锻炼了我的教学技能，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为我的教师职业生涯打了个很好的基础，而且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学问，使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为自己能够走出校门，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积累一定的潜能。我清楚地记得，我萧山的一位学生，在某个研究所工作，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都很强，可以说我后来的兼职律师之路，就是他与我一道闯出来的。当年萧山的乡镇企业非常发达，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城乡各地，好多个周末休息天，我的这个学生开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辆破吉普，带着我奔驰于城乡之间，我们见厂就进，见人就侃，像现在的保险推销员一样，推销法律顾问服务，还别说，尽管价格低廉，但收获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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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与在法律学校培训的乡镇企业家在一起
电大三年我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里有比金子还宝贵的人生历练，包括毅力、勇气、责任心以及初步的社会经验，当然也有真金白银。毋庸讳言，我开始参与电大授课的动机并没有那么高尚，还真没有想过要以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为己任，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挣点外快，为结婚成家创造物质条件。其实，说白了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作为“至圣先师”的孔老师，授徒也不是无偿的，最近“二师兄”身价飙升，许多人都觉得难以承受，孔老师年代养猪水平想必不会高，价格自然更贵，孔老师还要收人家十条猪肉呢！所以，我后来也很坦然地对当年的电大学生讲，真的要谢谢你们啊，我的第一桶金就是从你们身上赚的。我当年结婚时就买了日本NEC彩电，万宝牌无霜冰箱，这在当时还真是有些土豪了。当然，这些“奢侈品”全靠电大学生们的“贡献”，不仅人民币来自他们的学费，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没有他们的社会关系，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彩电冰箱啊！
2019-9-23